今天，用网友章立凡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开篇：没有自由的社会，还是旧社会；没有民主的中国，还是旧中国。今年的六月四号，一首在墙内朋友圈贴出但很快被屏蔽的诗文在墙外互联网广传，诗文如下：

那一夜，

他们渴望的，不过是改变，

是被倾听，

是清廉与希望，

是能在阳光中说出心声的勇气。



却换来了无尽的沉默。

火光划破夜空，

钢铁碾过街头，

没有解释，

没有回应，

只剩被声响掩盖的沉寂。



三十六年过去，

沉默成了最深的反抗。

有人学会了遗忘，

有人将记忆深埋骨里，

在不敢言说的日子里，

默默作痛。



有人试图撕去那一页，

可它早已嵌进时间的褶皱，

越掩，越清晰；

越久，越难忘。

6月4日，中华民国民选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发文，纪念发生在三十六年前对岸的极权中国，即“旧中国”的八九六四运动。他说：“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，不只为了悼念历史，更是为了延续这段记忆。威权政府，往往对历史选择噤声与遗忘；民主社会，则是选择保存真相，拒绝遗忘那些为人权理念付出的人—以及他们所怀抱的梦想。”

三十六年过去了，中国共产党仍然拒绝甚至惧怕现代政治文明，坚守百年来一党专政的旧中国执政模式，拒绝实现文明跨越。那么每年的六月四号，都将有更多的人追忆怀念与唤醒，直到中共勇敢地跨出政治转型与现代政治文明并轨的那一步。

一篇题为《当我们纪念六四时，在纪念什么》的长文这样写道：我是在九十年代末出生的，从没亲历过那个夜晚。我最早对那天有所感知，是在一部电影里。那部电影叫《蓝宇》，讲的是两位男子的爱情故事，背景是八十年代末的北京。在电影的中段，忽然出现一段极短的骚乱场景。人群奔跑，烟雾弥漫，有枪声传来。主角在街上搜寻失散的恋人，脚步慌乱、面容苍白。没有交代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留下太多镜头。就像历史本身那样，仓促出现，迅速消失。我记得那段画面让我坐直了身体。我感觉到某种东西被划开了。

那不是我第一次听说「六四」。小时候，父母偶尔会提起——轻描淡写地说起「那时候也上过街」或「你姑姑没回来」，像是说天气冷了，要添件衣。那时候我还不太理解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家中翻到一张泛黄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年轻女孩，头发扎起来，眼神有些倔强。我问母亲那是谁。她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只说：「你姑姑，木樨地，子弹。」

之后我试著去理解那天。看纪录片、读文章、搜寻被反复删除的帖子。有时候我会梦见陌生的场景——坦克驶过空荡的街道，有人在喊，有人在跑，我在追著某个人的背影。

这些梦境和「六四」的记忆融合在一起，无法分开。有时候我搞不清楚，自己梦见的到底是哪一年、哪一座城市，是北京，是上海，是乌鲁木齐，还是一种想像出来的中国。

我开始明白，那些记忆之所以被压缩，不只是因为它们被压制，更因为它们难以承载。我们无法在广场上为死者立碑，只能在社群平台的暗语中彼此认出；我们不能公开纪念，只能用数字、诗句、符号传递情感。记忆原本应该是自由的。但在极权体制下，它变成了一种需要被「规划」的东西。在我们的语境中，记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流动，而是经过设计与审查。记忆不再是一种个人选择，而是一种政治结果，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，像是被政府标签与归档的文件夹。

香港曾经是一个例外。那里曾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城市。每年六月，维园草地上会点起数万支烛光。广播里播放著《自由花》，人群低声合唱，那些歌词不像口号，更像祈祷。我第一次知道「原来六四可以公开悼念」，就是透过香港。但这样的夜晚已经没有了。自2020年后，维园再也没有点烛光。支联会被取缔，悼念馆被查封，主办人被逮捕。政府不再用「疫情防控」做借口，而是直接援引《国安法》。悼念变成了一种犯罪。

极权对记忆的管理，不只是删除一个年份、一个词条、一张照片——它删除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享情感与记忆的空间。在极权社会里，遗忘是政策，而记得则成为一种风险。你不能随意提起一个时间点——「1989年6月4日」；不能明言一个地点——「北京四通桥」；也不能完整说出一个人的名字——那位高举布条、被迅速带走的男子。他们不是不存在，而是被有意从记忆的语言系统中删除。

六四不是一个孤立的点，而是一道长长的阴影，从1989年伸向我们当下的日常：审查、封控、抓捕、流放，还有那些我们尚未能命名的创伤。

有时我会问自己，如果记得那么痛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忘了呢？忘记的确比较容易，但我始终做不到。我无法看著那段历史从地图与语言里被抹去。记忆不是一种负担，而是一种尊严。它让我们知道：有些事发生过，即使没有纪念碑；有些人曾站出来，即使名字从未被念出；有些梦仍在，即使风雨不断。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记忆还肩负著另一个任务：对抗分裂。我们正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与不信任之中。很多人都在逃离：有人逃离祖国，有人逃离现实，有人逃离彼此。

但这种互不信任的状态，不是我们的错。它是极权长年制造的结果——当一个政权把言语变成武器，把真诚变成风险，把团结变成犯罪，人们便学会了自保，也习惯了孤立。

在这样的时代里，纪念六四仍然让我们短暂地、真实地相遇。它不是一场政治表态的演出，而是一种集体的凝视。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，其实是在说：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。我们有敌人——一个让人们噤声、制造恐惧、鼓励背叛的体制；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、让正义变成「寻衅滋事」的制度。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，也在学著如何活著、如何记得的人。因为只要我们还记得，我们就还在对抗那个企图让我们彼此隔绝、彼此怀疑的世界。因为只要我们还能彼此认出，我们就还能彼此照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