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次，掀桌子了985、211和双一流掌控的高等教育的“饭桌”，被掀翻了！

掀桌者，是深圳、杭州、宁波、福州、东莞等地的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，甚至是一批职业技术大学。近日，2025年度高考投档线公布。大家惊讶地发现：传统的座次，被一批“新面孔”颠覆了。

广东的情况最为典型：创校时间不长的南方科技大学、深圳理工大学，物理类的投档线继续力压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。深圳两所职业技术大学——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的物理类投档线，竟然超过了广州的三所“双一流”大学。

其中最令人惊讶的还是深圳的两所职业大学——2023年才更名为大学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，今年才更名为大学的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。它们的物理类招分，竟然都超过了广州的三所双一流大学——华南农业大学、广州医科大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。新办大学逆袭传统名校不仅仅发生在深圳，还出现在杭州、宁波、福州、东莞等多个东南沿海城市。


今年首次招收本科生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在浙江省的分数线为656分，录取位次8518。这个招分，直逼本省的985名校——浙江大学。东方理工大学是企业家虞仁荣捐资兴建的，今年6月这所大学才拿到准生证。福耀科技大学是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发起，与福州市政府合作创办的民办公助大学，2014年拿到准生证，今年第一次招收本科生。福耀科技大学校长是王树国，曾担任过哈工大、西安交大的校长。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看，福耀科技大学招生也非常成功，比如在广西的招分超过或接近很多老牌985名校。


为什么这些新办的大学能一炮打响？


第一，这批逆袭的新大学往往定位为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，“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型、国际化”，经费充裕、老师待遇高，学生生活条件优良。

第二，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专业比较新，更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求。


第三，新设立的“新型研究型大学”往往提供本硕博连读的通道或便利，或者在“保就业”方面有所承诺。


第四，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地处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，民营经济活跃、有浓厚的创业、创新氛围（刘晓博《掀桌子了……》）。儿童不再玩耍的严重性童年的任务就是玩。


古往今来，所有幼小的哺乳动物都要完成这个任务：通过恣意的玩耍来构建大脑的神经网络。通过玩耍，幼小的哺乳动物学会重要的技能，顺利成长到成年。玩耍也是神经元最钟爱的学习方式：大量的重复练习，配以明确的正负反馈以及极低的风险。


斗转星移间，孩子们修完了一门门社交必修课，为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他们会知道该怎么进行自我管理，如何参与集体决策，或应对比赛中的失利，等等。理想的玩耍方式是一群混龄的孩子在户外恣意疯玩，这种玩法最健康自然，且最有效果。


不要害怕磕碰或摔跤，伤痕和眼泪也是成长的教具，它们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，照顾他人。


一个有机会让人受伤的环境，才可能让人学会如何躲避伤害，不去受伤。 这些场景完全不需要父母、老师和教练的介入，否则玩耍的自由度、趣味性和有效性就大打折扣。一个孩子拥有了玩耍式童年，就意味着他将大部分自由时间用于现实世界中与朋友的玩耍。


如本书前言介绍的那样，现实世界有几大特征：具身性、实时性、一对一或一对少数几个人，而且发生在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的社群中，所以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用心维护关系。而现在的青少年，只要睁着眼，大概率就是在玩手机或类似的设备。


这些活动与自由玩耍正相反，它们具有虚拟世界的特征：非具身性、非实时性、一人对多人，而且要么是独自完成，要么是在准入和退出门槛极低的虚拟社群中进行。


尽管经过有效筛选，这些社交网站已经过滤掉明显有害的内容，但这些平台的设计叫人格外容易上瘾，会减少孩子们在现实世界里与朋友玩耍的时间。人类儿童天生就喜欢与他人建立联系，他们会通过调整和同步自己的动作与情感来与他人协调。


面对面的同步动作，纷繁的集体仪式，都蕴含着玄妙而古老的力量。除了玩耍和同步，人类还有一种学习机制，就是识别并模仿那些有声望的人。


人类的阶层地位由声望来决定。


在远古时代，人类祖先把最有能力、最能创造价值的人推举为领袖。要让大脑健康发育，孩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，以合理的顺序，去体验有意义的事情。在不同的敏感期，我们能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不同的技能；敏感期结束后，则会吃力不少。


在手机式童年里，孩子们被卷入了互联网内容的激流。 那些内容、服务原本是面向成年人开发的，现在却一股脑儿地扑向了孩子们。各种体验没有了顺序和逻辑，只如旋涡般汹涌，将孩子们悉数吞没。


处在社交敏感期的孩子，一旦对社交媒体上了瘾，终将被那些网站的文化所塑造。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 Z 世代的心理健康远不及千禧一代。 Z 世代太特殊了，他们是首批在智能手机的裹挟下度过青春期和文化学习敏感期的人（乔纳森·海特《焦虑的一代：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》）。


思想者的渐冻症社会进化到一个阶段，就会出现一个现象：最聪明的人和最蠢的人都会变懒，懒得再想问题。这是我读金庸的一大发现。


真是不得不佩服金庸，他就写出了这一神奇的进化：过去，最聪明的人和最蠢恶的人，都是很爱琢磨问题的。黄药师、杨过、黄蓉、郭襄、张三丰……这些最聪明的人都爱思考。不但思考社会问题，他们还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：能不能以柔克刚？能不能后发制人？最蠢恶的人也思考，南海鳄神就非常爱思考。反而是智力水平居中的人不爱思考。丘处机就不思考，我行侠仗义就行了。然而，随着江湖的演进，事情开始起了变化。聪明人和蠢人都不约而同发现一件事——思考没屁用。金庸的最后两部小说《笑傲江湖》和《鹿鼎记》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变化，准确得惊人。《笑傲江湖》是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书，也是最后一部明白人还肯琢磨事儿的书。而到了《鹿鼎记》的时候，转变彻底完成，最明白的人开始放弃思考了。


最精明的韦小宝就放弃思考了：到底是清朝好还是明朝好，关老子屁事，哪里有丽春院哪里最好。因为老子想再多又有什么用，能改变什么？最精英范儿的陈近南也放弃思考了。反清大业到底有没出路？我这样一条胡同走到黑到底值不值？他也懒得想了。与其想个明白，不如稀里糊涂到死吧。同样地，最蠢恶的群体也放弃思考了，选择直接干。如果给这种时代取个名，不妨叫做思想者的懒惰时代；人们所患的这种症状，可以叫做思想者的渐冻症。因为这时候，社会观念不但保守，而且已经趋于板结。


人们普遍呈现一种“智力发懒”的状况，罕有有价值的深入讨论。公开的没有，私域的也没有；工作场合没有，饭桌上也没有，似乎唯一有价值的思考，是想想下顿饭的饺子吃什么馅儿。“思考”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了三无产品，即无效、无益、无聊。越是聪明人和智者，就越早地感受到了这种无效、无益、无聊，他们疲惫了、厌倦了，受够了内伤，终于发现一切的大事都敌不过一句关我屁事（六神磊磊《两头的人都已经放弃思考了》）。